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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行政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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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被告人李军因结算纠纷被控合同诈骗案

2007-03-03 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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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李军合同诈骗一案
                                          二审辩护意见

      审判长、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我们接受被告人李军及其家属的委托,作为李军合同诈骗案的二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们多次会见了上诉人李军,对其进行了详细询问,并作了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现提交辩护意见如下: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军、文艳在履行与总厂的购销合同过程中,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其在已收到客户货款,完全有能力与总厂结算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拒不如数将货款支付给总厂,其将货款转移至个人帐户,经营场所变更后又不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的行为,已足以认定二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无履行合同的意图,而是以逃避债务,非法侵吞总厂货款为目的。被告人李军、文艳非法骗取总厂货款1156679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我们认为省顺昌电力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昌”)拖欠电力电容器总厂(以下简称“总厂”)的货款的性质属于民事纠纷,李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一、上诉人李军没有合同诈骗的犯罪故意。
上诉人李军于1991年即与总厂负责西南片销售的工作人员陈志坚相识并建立业务联系,顺昌公司成立后,桂林总厂为利用上诉人在省电力公司所处工作岗位的有利条件来谋求发展, 经总厂当时的销售处处长实地考察,书面委托顺昌全权代理总厂在西南地区“一切合法经营活动”的总代理(一审时已提交),有效期三年。因上诉人与顺昌的工作得到了总厂的认同,总厂于1998年又续签了一份内容相同的委托书。自上诉人1991年与总厂建立业务关系至2001年底,双方合作约10年,上诉人与顺昌的工作是尽职的,虽然在合同履行中因资金周转、货物运输等问题有一些摩擦,但总体上双方关系是稳定的,顺昌一直非常重视维持、巩固、发展与总厂的业务关系,双方签订的所有购销合同都是合法真实的,而且顺昌一直都在积极、努力履行合同义务(即使在总厂以顺昌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之后,顺昌仍在继续支付货款),这种业务往来也给双方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顺昌及上诉人从未有过不顾长远利益、在已支付了大部分货款的情况下,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这种“杀鸡取卵”的想法和犯罪故意。另外,李军个人帐户中用于炒股的资金与总厂货款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其将货款转移至个人帐户”证据不足。
      二、上诉人没有“骗取货款”后的“逃匿”及其他逃避债务的行为。
      因业务发展,顺昌原办公场所已不能满足需要,且迁入的经济开发区承诺给予顺昌一定的优惠政策,顺昌公司于2000年12月迁至市小河区浦江路八号,新办公场所租赁时间长达五年(证据第14、15、17号)。迁址后,顺昌即作了税务变更登记(证据已于一审时提交),因变更工商登记的手续较为繁琐,上诉人和文艳拟于2001年底工商营业执照年审时一并申请变更,但因错过审批时限而搁置,所以上诉人和文艳变更顺昌经营场所并非逃匿。顺昌未及时支付总厂货款也是因为资金周转和双方履行合同纠纷所致,仅因未及时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就认定上诉人和文艳“在主观上并无履行合同的意图,而是以逃避债务、非法侵吞总厂货款为目的”,实无依据,况且在顺昌迁址前后至案发,上诉人和文艳的家庭住址、住宅电话、手机、顺昌帐号均未变更(证据第15、16、17号),顺昌办公电话变更也是因为其新旧办公场所属两个电话局管辖,无法移机,而顺昌原来的办公电话已为广大客户熟知,办公电话变更实在迫不得已(证据第15、17号)。陈志坚在不担任总厂西南片销售负责人后,为便于业务联系,还曾将李军的住宅电话告知总厂的其他相关业务人员(证据第16号)。
      三、顺昌迁址后,上诉人李军、顺昌仍与总厂保持着频繁的往来:
      1、2000年底,总厂工作人员张翼在顺昌新办公场所装修时、搬迁中及搬迁后去过顺昌新址(证据第15、17号)。
      2、2001年2月27日,顺昌迁址后支付总厂货款20万元(证据第1号)。
      3、2001年7月份,总厂纪委书记秦春琴在陈志坚陪同下到顺昌新址对帐、催款。在贵阳对帐期间,秦春琴曾利用顺昌新的办公电话与总厂进行联系,收发传真核实帐目,并曾去李军家里做客(证据第9、10、11、15、16、17号)。
      4、2001年7月31日,顺昌迁址后支付总厂货款2万元(证据第2号)。
      5、总厂提起民事诉讼后,2001年底,法院工作人员在总厂法律顾问段华陪同下到顺昌新址送达诉讼文书(证据第4、5、6、15、17号)。
      6、总厂提起民事诉讼后,顺昌积极应诉,并在贵阳以总厂数次拖欠发货为由起诉总厂。上诉人李军两次到总厂协商还款事宜,先后见到了总厂党委书记扈益国、纪委书记秦春琴、销售处长黄开凡。李军第二次到总厂时,黄开凡曾宴请李军(证据第7、8、12、13、15、16号)。
      7、总厂提起民事诉讼后,上诉人李军曾让供电局(顺昌客户)直付总厂货款14万元,供电局直付总厂货款数万元(证据第15号)。
      8、2002年3月21日,顺昌与总厂金膜电容器分厂代表人陈绍彬(陈志坚陪同)签署《抵债协议》,以一辆东南富丽卡6400吉普车(牌照号贵A53611)冲抵货款21万元。陈绍彬与陈志坚将该车开回桂林总厂,陈志坚书面提请总厂财务处依协议冲抵货款,总厂销售处长黄开凡签字同意(证据第3、9、15、16、17号)。
      9、在陪同总厂纪委书记秦春琴、陈绍彬去顺昌对帐、催款之前,陈志坚曾单独两次去迁址后的顺昌催款(证据第15、16、17号)。
      10、接替陈志坚负责西南片销售工作的总厂工作人员秦晓芸曾多次去过顺昌新址(第一次由陈志坚陪同)(证据第15、16、1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中所称的“逃匿”是指合同债务人以逃避债务,或将合同债权人的货款、货物等据为己有为目的,采取秘密变更或弃用原住址、原办公场所、原联系渠道而不通知债权人或携款潜逃等方式,完全切断与合同债权人的一切联系,使合同债权人无法找到债务人本人及其财产,从而使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无法得到实现。本案中,上诉人李军和文艳自顺昌迁址后一直与总厂保持着频繁的人员、帐目、电话往来,对总厂以同一标的提起的民事诉讼积极应诉,承认与总厂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曾在总厂提起民事诉讼后数次清偿总厂货款共计数十万元,况且为桂林总厂工作人员所熟知的上诉人和文艳的家庭住址、住宅电话、手机从未变更。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军和文艳并无逃避债务、将应付总厂的货款据为己有的犯罪故意和犯罪目的,顺昌迁址是因为适应业务发展需要,上诉人李军和文艳未及时申请工商变更登记虽有过错,但决非“逃匿”行为,上诉人李军和文艳亦无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  (五)项中所称的“其它方法”骗取总厂财物。所以,顺昌与总厂之间的1156679元合同欠款属民事纠纷,上诉人李军和文艳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请依法改判无罪。
      辩护人认为,债权债务结算纠纷优势应当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不应当以国企老大的财力和地方去搞定司法机关,并以控告他人刑事犯罪的手段解决货款。在这里,司法机关无疑扮演了是最卑劣、最残忍的帮凶角色!

 

                               市紫光达   倪泽仁律师
                                                                   李   勇律师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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